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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国古漠河的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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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古漠河 读呼兰县志，百年前，呼兰人口尚不及万，只是较现在的一个乡镇略大一些而已。然而当时的呼兰是向现在的绥化、木兰、巴彦、宾县等辐射的中心居所。然而，一八八七年后，漠河县人口竟然超过两万，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够品级的特区了。这可以从掌管漠河的主要官员的品级看出。漠河的最高长官是清朝的二品。虽然正逢清末，政治混乱，滥设官位现象较多，而二品怎么说也是大员了。那些主一省之政的巡抚，也不过二品。因此可以说，漠河是一个省级的行政单位。 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正是大清国进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官办洋务已经过渡到官督商办的阶段。也就说招商集股，然而一切行政都由官员掌控，层层官员也就将这洋务管理得奄奄一息，又因为官员通过采卖建筑等具体商业活动，其所管的这些厂矿最终也都必然趋于没落。 漠河金矿所采用的就是官督商办这种形式。而倡议建矿的正是兴办洋务首要人物李鸿章，而办矿又是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诏批准的。 两万人口的市镇，为什么至今除了一片妓女的荒坟，片瓦未存呢？这很简单，因为当时应该是垒木为屋，与俄罗斯的房屋相似，因此屡遭兵燹后，便再化为一片灰烬。 十年前，我陪我省著名作家王鸿达先生到北极村，还见到那又高又尖屋顶的房子，房顶覆以木瓦。我们又登上黑龙江岸上的边防瞭望哨，用那只硕长的望远镜观察对岸时，我发现俄罗斯的住房外面多垒木为墙。回来想一下，这样高寒地区，木头里面，必用黄泥糊抹，否则怎么御寒呢。 因此不难推测，这里的住房应该就是俄罗斯式的。况且此前，俄人在这里偷采，并建起了包括教堂在内的许多屋舍。 一八八七年，首任总办李金镛开创漠河金厂，第二年，便允许俄商来漠河做买卖。因此，如果哈尔滨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城市特色的话，那么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当年的漠河更具有俄罗斯村镇的特色了。 不难想像，当年胭脂沟这里，排布高大的松木大屋，官方的有总办衙门，那必是围木为栅，木门，木屋。还有官方为保证供给而开设的诸如货栈之类。还有卡伦衙门，各分矿办事机构。李总办为了保证孤悬于大江边上的漠河供给丰足，鼓励华俄商人来漠经商。于是俄人必然会在一条土街两旁建起另一些高大的木屋，可以想象的是，这些木屋外面为圆木相刻而成屋架，内中抹以泥沙，屋顶都是那种锛下来带着树皮的木片当瓦。也必有招牌当街悬挂。这里有商店，客栈，澡堂，赌场，甚至有马戏场。甚至由于关内流民蜂拥而至，僧人或道士也会来的，因此这里出现佛寺与道观极为可能。 二品至七品官员这里都有，可见当时漠河有着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些官员除了入署办公，还需要居家生活，而他们的住房屋都是官方筹建的。而且因为官员众多，这里的服务人员人数与种类也必繁多。于是又出现相对较为高级的民宅。当然这些屋舍并不能类似关内青砖小瓦，高墙围护，门庭轩敞的那种住宅，只能木屋木院，土灶土炕了。 此外，就是一些采金工人的住所。李总办最初带来一些兵丁、金夫，他们集体建房，以便居住。因此，这里一定要有很多这样的住宅。后来随着金矿日益扩展，一些流民纷纷而来，这时，采金工人是传统的把头制，七八个人乃至几十人同居同食同劳动，这个生产单位类似一个家庭，也必须有住所。而他们的住所应该是非常简陋的窝棚地窨子那一种。况且他们流动性也大，大家又都有一个共同心愿，急于挣到钱回老家，很类似于今日打工者，因此，他们不会在住所上花太大功夫的。于是，凡起一缕炊烟的，多是窝棚和地窨子。 这里常常汇集各种流动人员，连最初来这里的日妓也僦屋而做买卖的。那就是说这里一定有屋可僦。可以推测的是，这里应该有一些专供买卖人来租用的屋子，而这些屋子一定有一个主人，也就是一个建造者经营的作坊。 河上要建木桥。通向远方的道路两侧便森郁着一些丛林。 最后便出现了坟茔。当年这里各类死者应该很多的，但大多数都将尸骨带回原籍，而剩下的那片妓女坟，似乎不应全是妓女，应该是全部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居所。我想这里不应只有一处坟茔，凡有人烟处，只是年代久远，皆已湮于丛林野莽之中了。 妓女多是无依无靠，又从事贱业的人，她们连家也回不得，死了，也只能埋在这奇荒之地，因此那坟里妓女似乎仍然为多数。 黑龙江上租用俄人的轮船，从瑷珲运送粮食，李总办也致力于漠河的长远发展，买来了牛羊，也在田里种上铃铛麦、白菜和土豆等物。同时开辟了驿站，备了一条陆路运输的线路。 黑龙江日报8月10日副刊载任胜才的一篇名为《胭脂沟女人泪》的文章，文章除记载在县志内的一点史料外，多是想像，甚至是附会。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想到有面包房。想想似乎也应该有，因为俄人较多，他们是吃面包的。而做面包的面，大约只能从黑龙江对岸运来。 二、金矿的生产形式演变 从一八八九年漠河金矿祭山开工到一九零零年的庚子事变，俄人入侵。短短的十年间，因为主管官员的个人工作作风，社会的发展以及漠河金矿的实际状况，其生产形式不断改变。大约与现在有某些相似之处。 可将李金镛、袁大化和周冕三任总办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李金镛时期，李金镛从一八八七年任总办到一八九零年病逝于漠河这短短三年期间，应属于草创时期。而从当时的行政文件以及其设施，都能看得出，李总办走的是集体管理，计划经济的路子，也就是官办的管理方式。这可能是他在李鸿章幕府里做事时形成的最基本的经验，再者漠河开矿，一个更为实际的作用就是防止沙俄对边境蚕食，有一定的边防意义。因此，李金镛时代，多是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管理，当然也渗透着一些人道主义的温情，比如一个月中朔望两日休息，对病者的收容和医治与对死者的抚恤。 袁大化在李手下任提调，对采金事务进行全面负责，因此，他看到更多的是李施政时的采金成本较大，并且不够灵活，也不适宜越来越大的采金规模。因此，袁大化任总办的五年间，他所采用的方法就少有形式上的东西，以务实态度放手，使用了采金把头制小集团更灵活，更具有独立性，也摆脱了李金镛时期那种靠规章制度管理的方式，使他们按照经济方式、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 其实这也是一种按人对金钱的欲望方式运转的开始。当年那些随李金镛来这里的大小官员怀着政治目的，而现在，他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以及对黑暗政治前景的失望，变得越来越贪婪，已经不可遏止了。 袁大化最后因病辞职，就是他因为无法驾驭这正背离最初方向，而驶向不可预知危险中的大船。这是一种逃避，一种绝望。 第三任总办周冕上任伊始，就没有李袁二人那种政治目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商人似的政客。上任初期，因为金矿运行的惯力，因为这一年地下黄金的照顾，因此，第一年就上交朝廷大量的金子，也就是说他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 周冕在任，他只是在收缴金子上下功夫，同时，也把持一切可以赚钱的可能，并在上海等地挪用公家的金子做买卖。一八九七年，也就是他上任的第二年，竟然将总办衙署迁到了瑷珲，这只能做这样一个解释，那就是当时，漠河已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他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而将办公机构迁走的。 漠河没有了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全然呈现一幅自由的局面，暂时保持一种各种利益相平衡。但那是无望的，投机的，灰暗的现状，同时，一种毫无遮饰的享乐极为盛行。 三、漠河社会各色人物 当年漠河有着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其所领导下的一些管理部门，也就是各种衙门。还有相当数量的官兵。采金工人是人数众多的构成部分。其余便是买卖人，当然也包括出卖肉体的妓女。 光绪年间，男人自然都是拖着辫子，朝服，前面自有表示官品的补子。四品以上方可带朝珠，那么这里有资格挂朝珠的大员也颇有几位。当然，这除了一些盛大的仪式才如此穿着，否则，也会随此地的气候，或绸衣布褂，或长袍，而那些兵丁亦必着当时号衣，持火药枪；而军校们腰佩腰刀，高头大马，驰骋而过。 李金镛来时，一切尚属草创，中原的一些东西尚未完全流入。可后来，官场习气在这里得到更夸张的表现，鸣锣开道，八抬大轿，无所不备。 那种蓝呢轿子也出现在这里，其中坐着的往往是某位大员的如夫人。 那些商人各于街面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从关内来的一些良厨用上这里珍奇的原料做着当时精美的饭菜。木匠更是有用武之地，建屋，打造箱柜，甚至打造棺材，这里整日响着斧凿锛锯的声响。 某一个特殊的日子，马戏团也会来这里献技的。 隔着广阔的江面，木头教堂里的钟声飘来，又飘过大片大片寂寞的铃铛麦田。而那座观音庙里的香火也正盛，那是些远离家乡的人们在乞求保护。 官员之外，就是金夫了，而金夫当中，最关键的人物当属那些金把头。那些金把头往往是这伙采金团体核心，那些好的金把头，被神秘化了。这些人像潮水般涌来涌去，向各个沟岔不断地延伸，而且顺着驿道仍不断涌来。 有趣的是，这里人口众多，可是很少有以家庭的方式定居此处的。即便是过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也往往是各种官员游宦在外讨一个小妾，在这里过日子；再者可能有些买卖人，因此，这里孩子是稀少的。但不是绝对没有，李金镛的小妾就在这里为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其他官员们也应有孩子。再加上后来一些妓女多起来，正如马尔克斯在一部小说里写的那样，妓女出于缺少经验和绝望生了很多的孩子。 还有一类特殊人物，一种是盗采金子的人，后来成为金匪。而在当时，他们只是不受官员的约束，不向当局交纳金子，他们以逃避或贿赂的方式进行采金的人。那时，初期他们尚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可后来这种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也就变成一种武装金匪了。 最后说说那些妓女。有金子的地方，永远少不了杀戮与性，这是金子在人性中激起的欲望使然。当时，这些妓女主要是些什么人呢？俄妓与日妓，记在县志的不过几人，其一日妓，其二为俄妓。那么其他的妓女呢？她们是如何来这里的？是拐卖？是强抢？是用钱买来的？被骗来的？她们与内地从事这类古老生涯的人有何异同？ 开妓院的人是有的，但没有形成规模较大的那一种，多是类似一种野鸡似的方式卖淫。我认为这些人大约有很多活不下去的下层人民妇女，是抱着仅次于死的想法来的。她们甚至需要极大的毅力，否则就不会走过漫长荒凉的驿路。 她们在这个黄金之地，更放荡地从事这古老的行业，事情变得十分简单，根本不需要大地方名妓那种东西，她们会在各种地方从事着这种行业，到后来，甚至她们的主雇都是相对稳定的人。 这一点可能与著名作家阿成先生的《良娼》有相似之处。 她们是另一伙淘金的人，表现比男人更为坚忍。 四、当时的社会心理 从李金镛开始，官员们来此，多是以政治前途为目的。 中国专制政权只是一个文明过度发展而变成的一种畸形的东西，这就是对权力的崇拜。它几乎吸干了民族的智力，甚至一些文学作品依附它而存在。辜鸿铭并不是我喜欢的一位人物，但我认为他说过一句十分漂亮的话——外国人是把政治当作科学，中国人则把政治当成一种宗教。在中国，越是王朝腐败透顶时期，这种现象也就越凸显，官员众多也是其标志，那些候补的官员都挤在这条仕途上，他们走向权力台阶时，并非都一路凯歌，更多的是无门投靠，在倾轧中郁郁而终。因此，这些权力的教徒一有空隙，便舍命往上钻，而当时漠河办矿，得到慈禧与李鸿章这种顶级人物的关注，因此，这一处便成了大有作为之地。 然而，包括李金镛在内，是绝不会以长久居此为人生目的，这仅仅是一个阶梯，或一块跳板。 至于随李金镛来的罪犯以及后来的采金者，他们无不以能回老家为最大期望，当然最后赚到了钱再回家。因此，这些下层人也一样不把这里当作家，也是把这地儿当作暂时挣钱的地方。 就是死在这里的人，也都要回家的，而长留此处的异乡之鬼并不多。因此，两万多人口的漠河其实对它的居民而言，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居住的外乡而已。 随着采金业的兴盛，金子的诱惑力深入人的内心与血脉，鼓动着人们的贪欲。而在腐败的清末，金钱同样是权力大厦的必要的地基。各层官员对金钱的贪欲如溃堤之水，四处奔流，不可阻挡。尤其至袁大化时期，那种松散的生产形式，给管理的官员们留下种种贪污的空隙。 袁大化为什么在一八九五年因病辞职？真到了像李金镛那样要病死职上吗？研究有限的资料时，我们会发现不是这样的。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感到人们整体表现的贪欲与绝望不可驾驭。他在辞职前，竟将后一年的奖金发放给了各级官员。而他的胞弟袁大杰这个七品官员竟然携金外逃了。 周冕接任总办后，他作为主要官员，根本没有李袁二人的政治理想，他就是一个政客与商人，善于做官，更善于假公济私挪用公款做买卖，他关注的是自己在上海不断做大的买卖。他终于在上任第二年，移总办署于瑷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大约感到这群因金子激起的欲望而变得疯狂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 专制王朝最普遍的一个社会心理就是人们无法凭借着个人能力来达到目的，太多的偶然性使从上到下的人都充满了宿命色彩。而冲破这种宿命色彩恰恰是表现在对金钱的追求上，这可以使人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而金子一直是神奇之物，各种宗教无不将其神化。在中国民间传说中，也常常能看到其神奇的踪迹。人们面对着金子，简直如同面对着神祗，种种迷信的禁忌虽然荒诞不经，可人们信之不疑。更荒诞的是把殁于此地的老上司李金镛也视为神圣，成了祈求的对象。就是对有一定经验的采金把头也成了神奇的依托。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是金子的关系，可有一种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关系，它使人超越金子而形成一种精神之美，这与今天不同。 同时，漠河地处绝域，自然奇异，气候变化迅速，人物尽是流民，他们都不将此地视为永住的故乡。因此，其道德表现形式则更为粗放暴烈，便是那些妓女也并不似关内那些妓女，来得更纯朴，更粗野。 《胭脂沟女人泪》把北地胭脂附会到这奇荒之地的妓女，说这里是当时最大的红灯区，又把一些历史上收拾妓女的方式写到这里。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那里一切都与传统的东西迥异，就连那里的空气也不一样，因为这空气里充满着一种令人迷狂的东西。 五、一个时代的终结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零零年，庚子年，这一年是中国进入二十世纪的起始一年，是被外国人枪炮轰到中心地带的一年，国运早已于此已然被预示了。漠河之地一向处于俄人的觊觎之中，因此，这里不可能幸免于难。但俄人并非先行攻占漠河金矿，而是先炮击处于防俄第一线的瑷珲，刚接任一年的漠河总办钱某仓皇逃出了炮火之中。这是这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事。四天后，两艘俄舰才开至漠河上游二里处，俄军登岸进攻，拖着辫子的清军象征性做一下抵抗，便败退了。 俄军就占领了各个分矿，焚掠是难免的，所有人都沿着老驿道拼命地奔逃。想像力发达的人，可以想象出当时会是怎样的大逃亡场面。 一九零二年，也就是两年后，俄人恢复采金，这就说明庚子年前的摧毁是多么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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